苏轼苏辙皆在奋笔疾书,字迹渐渐落满了卷上。

章越如今也是后来者渐渐居上,有了题眼,整篇文章就其而发挥如此就好写了。

其实写文章就是学习,学习就是写文章。换句话说,输入就是输出,输出就是输入。

对于大宋的顽疾,章越有时候确实没有想得那么深入。但将自己观念写来下,就是学习的一等过程。

就好比苏轼说他读史书,都是抱着一个目的去读,有的是财货,有的是吏治,有的是刑名,如此每读一遍下来就都有不同的收获。

至于写文章也是如此。

当你抱着一个目的去输出时,不知不觉你以往的读过书,曾经一闪而过的观念,最后就自然而然地凝于你的笔下了。

故而回到‘强庄’上,这即是题眼。

章越写至伏惟制策有‘田野虽辟,民多无聊。边境虽安,兵不得撤。利入已浚,浮费弥广’。

臣闻至道年间版籍之数仅有七百七十三万户,至皇佑五年天下户数已一千五十三万户,是以田野虽辟,然户口加增,田地人均犹少,此为一也。

天下之民聚而不均,吴越地少人多,湖广则地广人稀,若使饥寒待罪之民,徒此开辟田亩,可谓去狭就宽,此为二也。

在荆襄地,多土官少流官,可命朝官在此抚治,设军寨,务屯田事,以生民熟民分治。

利入已浚者何也?工尹商阳杀三人而止。

章越文中的意思,即迁徙罪民于荆襄屯垦,同时在地方改土归流,若说‘强庄’是题眼,是章越作题的总纲。章越句句皆不离‘强庄’二字。

田野虽辟至利入已浚一个意思。

可供开垦的田地已尽,利入已浚之意,就是朝廷想方设法都无法刺激经济。

这也是每个王朝的通病。

王朝初期,户口经过乱世降至一个地步,百姓可以用不断屯垦荒地来恢复生产,那时候朝廷只要以宽治天下,将手中筹码不断派发出去,即可天下大治。

但人口饱和后,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内卷。所谓内卷,就是无法用帕累托改进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了。

当然宋朝还是可以通过开垦湖广,引入占城稻的办法来作大蛋糕。但大宋如今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贫富不均严重,也就是分蛋糕的方式出了问题。

为什么会‘利入已浚’?

工尹商阳上战场时,说我早朝时没有座位,宴席时没有座位,杀三人就够报答君恩,多杀一人也不干。

朝廷之‘利’被层层截留,到不了商阳等士民手里。

内卷严重,最后导致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。

同时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,顺手割起韭菜简直不要太容易。

章越继续写到‘为国之道,利出一孔者王,二孔者强,三孔者弱,四孔者亡,若不抑兼并,则利出百孔。伏惟制策有‘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,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。禁防繁多,民不知避。叙法宽滥,吏不知惧。’

陛下所忧者,臣亦思量久亦。昔仲尼曰:“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;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

今耶政是宽是严?

其病在于上宽下严,君宽臣慢,法滥民犯。

章越用‘伏惟制策’来引用答之。

那么下面必须一段一段引用天子策问上的原话,根据此来下答。

利入已浚说明无法再以宽治国,必须转而抑兼并,就要治国以严。

将当初放出去的筹码收回来,权力收回中央,等到危机渡过再以宽,派发筹码拉升股价。

秦朝失天下在于只严不宽,元朝则在于只宽不严,不宽严相济就摆脱不了治乱循环。

谭嗣同曾说,两千年来皆秦制,这句话有所误。元朝治天下就是放养政治,与草原上部落制管理差不多,最后也失了天下。

同样的草原游牧部落比中原王朝相比哪个不是治国以宽,最后也没几个比中原王朝长命的。

反观大宋的劲敌西夏和辽国,都是组织化军事化远胜过之前的草原部落,同时又保留着草原部落的勇猛彪悍。

政府有序而民有序,这是理想之制。

但宋朝反过来政府无序而民无序,朝廷不许百姓杀牛,但民间牛肉屡禁不止,朝廷不许私渡,但民间私渡泛滥,朝廷不许百姓私酿酒,但民间私酿成风。

这是法滥民犯。

朝廷立法得不到执行,反而给了很多胆大妄为之人钻了朝廷的空子,趁机谋取暴利,最后遵纪守法的人吃了大亏。

章越写至‘法滥,则民不知所惧不知所止,民犯,纵有万世良法也不能守。

写到这里,章越见苏轼已是写毕,正上交卷子。